早在41年前，沈阳人就开始做起了地铁梦，并且曾轰轰烈烈地试图实现梦想。但由于那时的地铁建设是一项“保密工程”，所以这段前尘往事很少有人知晓。岁月荏苒，就在新世纪的沈阳人重新启动了地铁的追梦之旅，而当年的亲历者们一个个老去、过世，这段珍贵的地铁往事即将被埋入历史长河之时，记者抢救性地采访到了当年的沈阳市地铁指挥部的总指挥孙鸿英老人，以及多位曾亲自参与地铁施工的负责人和员工，揭开了这份沈阳地铁的“秘密档案”。 66年前侵略者曾想修地铁 早在1940年，日军占领沈阳时，侵略者们就曾动过修建地铁的念头，甚至还要付诸实施，责成日本大坂电气化局编制了4条线路52公里的“奉天地铁线网规划和设计”文件。至于这项工程为什么没有进行下去，后人们就不得而知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各项基础建设渐渐恢复，沈阳人的地铁梦也渐渐开始生根发芽。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考证，1965年，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沈阳终于开始计划修建地铁，并在东陵区赵家沟村破土动工…… 很可惜，亲历以上这些往事的人如今大都已经过世，留给后人的仅仅是档案馆里的一小段文字记载。当年的沈阳市地铁设计室负责人王春田如今只能够依稀拾起一些记忆的片段：“我记得，不算现在这次，建国后，沈阳共建过三次地铁。第一次是1965年，刚开始没有多长时间，在东山嘴子（即赵家沟村）那儿打了个斜井，就因为‘文革’的到来而停工了；第二次开工是在‘文革’期间，具体哪一年忘了，总之坚持时间不长就又停了；第三次才是真正地干了，从1974年开始，一干就是八年”。 “停战结合”的“保密工程” 孙鸿英，1927年生人，33岁时作为国家水电部的代表来沈阳修建电厂，后留在沈阳担任市建委工程处的第一任处长，主管军工工程。1974年秋季的一天，天下着大雨，孙鸿英刚刚从北京出差回来，就被通知立即去市委邢子陶书记的办公室开会，有要事商量。急匆匆地进了书记的办公室后，孙鸿英才发现，办公室里只有三个人：邢子陶书记、张力克书记和自己。显然，这个“会”非同寻常。 两位领导向孙鸿英传达了市委常委会刚刚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秘密启动沈阳地铁工程，并由孙鸿英来担任地铁指挥部的总指挥。孙鸿英看了一眼指挥部下属的分组名单，各个组的组长居然全都是局级或局级以上干部，甚至还包括两位沈阳警备区的领导。他心想，看来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两位领导告诉孙鸿英，市里对这次地铁建设相当重视，由朱维仁书记亲自牵头，一定要把沈阳城的地铁建起来。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市领导同时嘱托孙鸿英，这是一项“停战结合”的“保密工程”，旨在“保卫沈阳城”，所以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有多家单位和部门将被命令以“出战勤”的形式出人出力。 什么叫“停战结合”呢？孙鸿英解释起了这个现在听起来有些久远的词：“‘停战结合’就是不打仗的时候，地铁用于交通，而一旦打起仗来，地铁将变成地道，用来防敌人、防空袭、防核武器。”就是在这样一场秋雨里，孙鸿英背负着一个天大的担子，走出书记办公室，走出市委大楼。他这个沈阳市地铁指挥部的总指挥就这样正式上马了。 当时的孙鸿英并不知道，在市委常委会讨论这项决议时，曾出现过分歧：一部分领导认为，地铁工程费时费力，而且还存在诸多问题，现在上马太仓促；而大多数人包括主要领导则认为，地铁对于沈阳来说，意义不仅仅在于打仗时能派上用场，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项能够恩泽千秋万代的工程，早晚要建，而且一定要建好。 要能容纳四辆坦克并行 由于有前两次经验和资料的积累，地铁一期工程的线路图很快被确定下来，并在市政府的政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通过。由城东向城西排列的站口依次是：赵家沟———陶瓷厂———冶金局———东站———大西菜行———市委———交通银行———太原街———铁西广场。同时还确定下了二期和三期的地铁小环与大环工程。当时人们预计，一期工程将在三至五年内完工。按照设计，大多数站口都将垂直向地下延伸70———80米，只有赵家沟的站口特殊，是入口，又是斜口，垂直深度只有40———50米，大西菜行的站口最深，达150米。每个站口分两层，每层设能同时上下的四部电梯，一共八部。电梯的研究生产任务将由当时的沈阳市皮带运输机厂负责完成，要求每秒钟能上下5———8米。那么地下的地铁通道将是个什么样子呢？当时最形象的一个比喻就是：地铁通道将能容纳四辆坦克并行。 据当初参与工程建设的一些人回忆，奉命“出战勤”的共有多家单位，包括矿务局、冶金局、第二轻工业局、建工局等，都轮流出劳动力。“这是一个动员项目，当时市里实行的还是供给制，所以尽管有这么多家单位参与，但政府用在上面的补贴也是极其庞大的一个数字。”王春田说。 地铁入口为何设在赵家沟 为什么不论是1965年的第一次，还是1974年的第三次，都将地铁入口设在了赵家沟这个地方呢？这个问题孙鸿英也曾一度想不明白。赵家沟又被老百姓称为东山嘴子，位于沈阳城的最东头，曾经是一片坟地，向东直通辉山。“也正是由于直通辉山这个原因，所以才要设为地铁入口。因为入口也可以作为出口，一旦沈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城里的百姓可以迅速由地铁通道转移至辉山里的备战山洞。”孙鸿英说。 孙鸿英这次所带领的地铁建设队伍虽然也要在赵家沟铲下第一锹，但如果要按照孙鸿英的设想去安排工程进度，他们将面临与以往不同的局面。首先的问题是，原来打下的已经废弃了的井口能不能继续使用？还有就是，能否多个井口同时开工？这时候，孙鸿英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秘密信函”，里面是一些重要的国外地铁资料。这帮了孙鸿英的大忙，让他知道自己的构想是可行的。从那以后的每个月，孙鸿英都会收到这样一封“秘密信函”，但直到今天，他仍然不知道，这些信函到底是哪个部门寄给他的。 王杰是当年地铁指挥部的一位测量技术员，在1975年至1979年之间曾参与地铁建设，他也多少感觉到了这项工程的“神秘”性。“那时候，地铁指挥部直接归‘市革委会’领导。我记得有一个代号为1059的研究所，给我们的感觉很神秘，因为谁也不知道它具体是做什么的，在哪里，就知道它的凯发k8国际app的技术支持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王杰回忆。 开工之初，在井壁的材料选择上，指挥部同样经过了一番细致的调查研究，因为所选材料必须防震、防水、防核辐射。最后，他们选择了一种小颗粒的优质花岗岩。为了保险起见，经过请示，市政府特意从中央军委的原子弹研究基地请来了一位核专家。孙鸿英亲自陪同这位专家来到施工现场。待对石材进行了一番实验分析后，孙鸿英问专家：“怎么样，能用不？”专家回答：“能，这是最好的材料！”孙鸿英听了很高兴。这位专家随后笑着打了个比方，孙鸿英听了却没有笑起来，专家说：“有这种石材作保护，就算原子弹打到抚顺，沈阳地铁也不能受损”。 血的代价换来“世界领先技术” 在完成了购地、拆迁、盖工棚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之后，1974年秋，地铁一期工程终于在赵家沟原来的井口处正式开工了。同时开工的还有陶瓷厂和冶金局两个站口。赵家沟站口的施工归建工局负责，陶瓷厂站口归苏家屯红阳煤矿，冶金局站口由冶金局自己施工。每个施工点都成立了指挥部，设立了副指挥，统一由总指挥孙鸿英领导。 施工任务是艰巨而充满危险的，孙鸿英每天最担心的，除了工程进度，就是工人的安全问题。1976年，孙鸿英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赵家沟井口发生塌方事故，一名工人当场被石头砸死在井里。“他本可以不牺牲的。发生塌方时，工程队长首先发现了险情，呼喊大家赶快散开，这名工人为了抢出一盏放在那里的矿灯，结果就在他伸手去取灯时，石头砸了下来！”孙鸿英说着说着叹了口气，“多好的工人，生死时刻，忘不了一盏工程用的矿灯，因此而牺牲”！ 队友的牺牲并没有影响到队伍的士气，大家反而如同沙场上的战士一样，誓要胜利完成任务，不让队友的血白流。同时，血的代价换来的是下井技术的改进。不久，一项由沈阳的工程技术人员自行研究的“猴爬杆千斤顶”下井技术诞生了。“它可是我们自己研制出来的一大发明，工人用这个下井，能够做到毫厘不差，还没有危险！”孙鸿英说，“我们的发明还有不少，比如井壁的防水措施等等。这些虽然都是我们的‘土法’，但在当时，绝对世界领先”！ 1978年，哈尔滨、天津和上海等地政府派人来沈阳学习地铁建设经验。其中，哈尔滨的地铁工程已经实施了一个阶段，但却停了下来，因为几个井口发生了严重的塌方事故，死了几名工人。所以，他们这次来沈的主要目的，是要请孙鸿英去指导一下下井技术。于是，孙鸿英在百忙之中远赴哈尔滨，带去了“猴爬杆千斤顶”技术。待哈尔滨的地铁工程又进入正轨后，孙鸿英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沈阳，投身到地铁建设之中。 “宁可倒在现场，也不死在床头！” “那时候的每个人都是十分用心地在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我们正在干的是一番造福后代的大事业！”王杰说，“就拿我做的测量工作来说吧，是细活，这个井口要是量差了一寸，到下一个井口可能就会差出三米来！不认真能行吗，返工可不得了，必须得一丝不苟”！ 需要一丝不苟、又极其危险的，还有在地下用炸药炸开地铁通道的工作。“我们一次性购进了多达20辆货车的炸药，一炮就能炸出去一吨炸药，平均一天能炸两炮。”孙鸿英说，“这个活，别看声响大，却必须得谨慎小心。爆炸前，得挖出600多个1米2深的窟窿，把炸药埋进去。最可怕的就是‘闷炮’。如果没爆炸完全，工人就下井的话，可是要死人的。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要死一堆人！”在沈阳市地铁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因爆炸通道而引起的伤亡事故。 由于哈尔滨那边发生的塌方事故，又由于用炸药炸通道谁都是第一次，所以在最初的一个阶段，工人们对下井作业都有些害怕。看到这种情况，最初的每一次爆炸过后，身为总指挥的孙鸿英都身先士卒，第一个带头下井。在他的感染下，工人们渐渐胆子大了，不用带头就能主动下井施工。“下井是危险的，所以那时候的下井费也挺高，但我却一分钱也没拿，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工程有多么需要钱。再说，干工程的没有这两下子，谁能跟你干呀！”孙鸿英笑了。 为了节省开资，在孙鸿英的带头下，指挥部的所有指挥人员全都骑车上下班。每天一大早就从市委出发，一直骑到沈阳城最东头的赵家沟，晚上再骑回来。“那时我们的口号是：‘宁可倒在现场，也不死在床头！’”孙鸿英激动地说。 惟一的一张合影 工人们修建的地铁通道到底坚固到什么程度呢？1976年的一天，几名工人像往常一样下井施工，当他们上来时，发现地面上许多房屋的瓦片都掉了下来，甚至有一些烟囱都倒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刚刚发生了地震，但地底下的他们却浑然不知。据当年的测量技术员王杰回忆，尽管大家估计地震对施工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出于安全角度的考虑，工程还是停了半年。 再次开工后，材料的缺乏，尤其是木材的缺乏每天都在困扰着孙鸿英。关键时刻，他想到了曾经接受过沈阳帮助的哈尔滨。他去过那里，和那里的领导见过面，能不能请求他们来帮忙呢？于是，孙鸿英第二次去了哈尔滨。孙鸿英终于不辱使命，很快，他便从哈尔滨拉回沈阳整整5车皮的木材，全部是按照非常便宜的国家调拨价格买回来的。木材拉回来的那天，大家的心情都好极了，从施工现场回来，指挥部的几位领导成员还兴致勃勃地在市委后院的指挥部大楼前合了张影。 “因为是‘保密工程’，谁都不允许在现场拍照，所以这张照片成了我们建设地铁时惟一的一张合影。”孙鸿英拿着照片说，“左边第一个人叫高清河，是主管设计的副指挥；第二个人叫朱明德，是负责材料的副指挥；中间这个叫丁立元，是警备区政委，主抓政治工作；然后是我；最右边这个人叫陶世宁，是红阳煤矿派来的副指挥。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这些并肩‘战斗’过的人的名字，但如今五个却已经有三位不在人世了”。孙鸿英的眼睛湿润了。 工程因设备和资金问题而停工 随着地铁工程一天天地进展下去，缺乏设备、没有资金的严重问题日益突显出来。按照规定，工人的生活福利、劳保用品以及小型工具都由施工单位出，而材料、设备和车辆费则由总指挥部负责。但到后来，各个部门以及单位都陷入了困境。没有办法，政府只好动员全市其他各个不出战勤、没有参与地铁建设的单位出钱，但这些资金对于耗资巨大的地铁工程来说，仍然只是杯水车薪。最后，连财政补贴的钱都已经用光了，地铁工程随时都有可能停工。 1982年初，沈阳市政府决定暂停地铁建设工程，下令对已经打下的三个站口进行封井。“打井困难，封井同样困难，如果单纯地只把井口封上，而不用东西将里面填充满，那么时间长了，花岗岩将全部风化。但是，通道里面那么大的容积，用什么才能填充满啊！”孙鸿英说，“最后，我们想到了一种效果又好又便宜的东西———水。我们联系相关部门，用水将这些地铁通道全都填满了。” 就这样，进行了八年的沈阳市地铁建设工程正式停工了。截止到停工之日，赵家沟站口地下的地铁通道向西打通了1000米，陶瓷厂站口打通不到1公里，而冶金局站口则已经打通了1500米之长。“真可惜呀，我们连设在东站的第四个站口都准备好了，地皮也买了，工棚也盖了，就差施工了。”孙鸿英说，“要是有足够的设备和资金，我保证三年就能修到铁西广场！”当年地铁设计室的负责人王春田也不无感慨地说：“也许，是我们把地铁以及地铁所连带的许多问题估计得太简单了吧。但我相信，今天正在重新修建地铁的沈阳人，一定会把这项我们没有完成的事业做到底”！ 2005年11月18日，新世纪沈阳地铁建设的第一锹开挖。这标志着沈阳地铁工程项目的重新启动。预计到2010年，沈阳地铁一号线将全面开通运营，720万沈阳市民期盼了多年的地铁梦将在那时得以实现。
(转自沈阳日报)